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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初，我就与金怡濂先生相识了。他当时作为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45位成员之一，多次参与各种会议和活动。在金怡濂当选工程院首批院士并兼任信息电子学部主任后，常到院里来，见面和接触便篮球比分些。
我对金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一米八多的高个，腰杆笔直，神采奕奕，思路清晰，说话严谨。特别是他身着将军服时，帅气中略带文人气质，儒雅而坚定。
与金先生和他夫人陈敬老师接触机会比较多还有个原因：我中学同班同学，当时的团支书彭卫在总参干部部工作，也曾是金先生的部下，经常帮助联系和协调院士的工作和会议等活动安排。
2004年春，为庆祝中国工程院成立十周年，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树立科学典范，宣传处具体承担了为袁隆平、王选、金怡濂和王永志四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工程院院士制作专题纪录片的任务。我和摄制小组随金先生分别在北京、上海、无锡等地采访拍摄，这是我真正走近院士，了解科学大家的机会。在采访过程中，金怡濂院士真是金口难开，多次强调“这些工作都是大家干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他是打心底里习惯谦虚，不愿张扬。好在院里当时有四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院士专题片要在院士大会开幕式播放的硬性要求，且制作时间很有限，金院士才无法推辞。
我曾自认为同金先生较熟悉，但当我用心读过《金怡濂传》，甚至满含泪水多次重读某些章节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才真正了解金先生的成长历史，了解他对祖国的深爱，对事业的执着，也更加钦佩他的为人、为学，以及他在计算机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金怡濂自小家教严谨，聪明好学。他的父亲金奎是电信工程师。应该说，金先生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父亲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科学救国的思想，二是要靠自我奋斗的精神，三是对自己、对中国人聪明才智和能力的自信。金怡濂的母亲王畹兰是大户人家出身，知书识礼。他的大舅王赓是国民党著名的抗日将军。金先生曾说过：“在为人处事方面，我受母亲影响比较多，母亲为人厚道，总是用善意的眼光和心地看人待事，所以我们家当时不仅家庭关系和睦，跟邻里的关系也很和谐。而在事业追求方面，主要受父亲的影响。父亲一生最大的理想，是科学救国。”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东方睡狮”的中国，在屈辱、苦难和动荡中呜咽。而在这种呜咽声中度过整个学生时代的金怡濂，心灵怎能不被烙上深深的印痕？
金怡濂于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学校（原名天津公学）。读中学时，他的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赵天麟先生，因高举爱国旗帜，抵制日本奴化教育而被日本人暗杀。赵校长的被害，激起耀华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慨，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震惊。国民党中央政府以特例向耀华发来唁电。1991年，赵天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包括金怡濂在内的所有耀华学生，在经历了此次事件之后，仿佛忽然间长大了许多。在这些少年的内心，渐渐萌发了仇恨和志气。他们在动荡岁月中读书，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教育中熏陶着，因而对于“爱国”“强国”有着格外深刻的理解。
在金怡濂拿到高中毕业证的同时，还收到了一本《耀华年刊》。在《耀华年刊》上，对金怡濂做了如是评价：“躯颀长性颖悟，事物过目辄了，办事理若区白黑，思想敏捷，数理尤精，且言出行随，疾如闪电，抑君之鹏程飞渡，亦疾如闪电手。”
金怡濂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与朱镕基、张履谦、陆建勋、王众托是同班同学。张维和钱伟长等著名教授曾为他们讲授工程力学专业课。谈到清华读书的感受，金怡濂总结了三句话：上课很过瘾，生活很艰苦，学习压力很大。同班的张履谦等同学是班里最早入党的学生党员，也是始终走在学生运动最前列的先进分子。
（自左至右） 陆建勋、张履谦、王众托、金怡濂院士在2016年科技三会合影（王元晶 摄）
在清华，金怡濂带着几许腼腆和兴奋，投入到日益火热的学生运动中。他虽性格内向，不擅言辞，不好出头露面，但他同样是满腔热血，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集会和游行时，很希望在同学们的呐喊中加入自己的声音”。
在清华，金怡濂和同学们一起，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清华队伍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问身边的人：这是清华的队伍么？大家无比激动，说明毛主席对清华格外关注。金怡濂当时就暗下决心，毕业后一定要好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把自己所有的才智无私奉献给祖国 。
在清华，金怡濂毕业服从国家分配，和系里其他5名同学戴上大红花，参军入伍，成为总参的一名解放军战士。那时，大学生当兵是非常光荣和令人羡慕的。他后来才知道，派到总参工作的这10名清华、北大毕业生指标，还是周恩来总理特批的。而他是10人当中唯一的群众，因为学习成绩好，为人老实，政治上信得过而被选中。
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制订我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根据规划精神，我国政府在计算机相关技术领域迅速选派了一支20人的实习队赴苏联学习。金怡濂因在大学毕业刚三年的研制设备工作所做出的努力并已荣立三等功，被组织挑选成为实习队的一员，实习队的队长是张效祥。
在苏联，1957年11月6日，金怡濂他们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红场群众大游行，看到毛主席和各国领导人一起出现在观礼台上，因为红场比天安门广场小许多，所以比起1949年10月1日，金怡濂更清晰地看到毛主席，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在苏联，毛主席看望了挤满莫斯科大学礼堂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金怡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伟大教导，令他浑身热血沸腾。这一美好时刻，成为金怡濂永远回味不尽、回味不够的精神珍肴。他曾多次提到，参加这次接见，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鞭策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事业。
在苏联，这个20人的实习队，好比20粒“火种”，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掌握了当时处于先进水平的计算机技术基础，回国后很快成为我国第一代计算机研制的骨干力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领军人物。
回国后，金怡濂在中科院计算所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的研制。104机于1959年国庆节宣布完成，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喜讯。
自此，金怡濂参加了多个机型的研制工作，并被任命为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当时属破格提拔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技术干部，逐步成长为大型计算机研制领域的领军式人物。
无论是在“三线”建设大潮中秘密迁往大西南，还是在“文革”中被贴大字报，金怡濂始终坚守岗位，努力钻研，不懈追求。在研制九〇五乙机时，金怡濂临危授命，被指定负责总体设计。他是我国计算机界第一个提出并主持实施双轨并行处理的科学家。这一突破，对以后我国的巨型机研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文革”期间，金怡濂曾主动请缨到所办农场参加了半年的体力劳动，主要是负责喂养百十来头猪。他觉得这是一桩美差，“因为每天喂两次食，打扫一下猪圈，剩下的大块时间我可用来看书思考了”。
1978年3月18日，金怡濂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捧回了大会颁发的三张奖状。从参加工作到九〇五乙机的研制成功，金怡濂多次立功和受到通令嘉奖。八一电影制片厂还为九〇五乙拍摄了专题纪录片。
为响应邓小平“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的指示，坚决粉碎西方国家对我们的遏制和封锁企图，金怡濂先后参与领导了亿次、10亿次巨型机系统的研制。他坚持走国际化的技术路线，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与国际同步发展的崭新时代。这期间，因为对九〇五工程亿次机做出的突出贡献，张效祥、金怡濂等人，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92年，金怡濂受命出任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时龄65岁。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还被任命为“神威”机（1000亿次）研制的总设计师。重披战袍的金怡濂，抓住了历史给予他再创事业辉煌的机遇。他和科研人员一起，呕心沥血，大胆创新，终于打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120亿浮点的巨型机，实现了几代中国科技人员的梦想。
在中国计算机界，不乏大师级的人物。但说到在大规模计算机系统的工程设计，尤其是硬件工程设计上的建树，金怡濂是相当突出的。而更加令人钦佩的是，几十年来，他培养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些技术骨干已成为业界的翘楚和中坚。
在“神威”机房里，前来视察的朱镕基总理，见到了早已等候着的老同学金怡濂，两人紧紧握手，互致问候。朱总理自豪地对周围的人说：“金院士是我们班贡献最大的同学。”金怡濂回答：“你是总理，怎么也比不上你对国家的贡献大。”朱总理笑道：“我这个做‘大官’的，就是为你们这些做大事的人服务的。”这次见面，成为广泛流传的一段佳话。
2003年2月28日，金怡濂院士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表示，能够代表我国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获得这一殊荣，倍感荣耀。
金怡濂的格言是：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他决意：活到老，学到老。他坚信：生命在于做事。
浅读《金怡濂传》，纵观金怡濂的奋斗生涯，可以说，他的成长历程是与时代大背景、生活大环境密切联系着的；是和祖国的命运、科技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的；是他怀揣赤子心、实现报国梦的追求与不断自我挑战的过程。
金怡濂院士不仅是一位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成就了伟大事业的科学家，他更是令国人敬重的时代楷模，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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