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作者：高博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12-9-11
韩启德
杜祥琬
胡海岩
郑晓静
何鸣鸿
付向东 以上照片由宋雷摄
编者按：近年来，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屡屡曝光，让全社会对我国科技界科研诚信建设倍加关注，而科技界自身也开始尝试各种努力，希望铲除和杜绝学术不端，建立起中国科技界科学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韩启德：科学道德建设，未来任务艰巨
9月7日，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作为科学共同体，中国科协在每年年会前召开科学道德建设论坛，至今已是第四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思考科学道德诚信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求索解决途径。本次论坛有近20位两院院士及来自美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参加。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对科学道德建设的思考。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我是第三次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9月7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说，“每一次会，都针对当前在科学建设当中重要问题展开讨论。深入探讨。定出一些具体对策，在我国科学道德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科协在第十四届年会召开前，照往届惯例举办了科学道德建设论坛。“论坛的召开，彰显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视，和科学共同体的力量。”韩启德说，“有影响的院士专家都来参加。这样的会议造成的影响，本身就是科学道德建设，看出我们在科学道德上取得的进展。”
谈到近年来中国科学道德的进步，韩启德表示，舆论比若干年前有了很大变化，整个社会的重视程度、具体案例处理、确立规范和制度上都有重大进步。
韩启德以当年影响很大的北京大学王铭铭涉嫌抄袭事件举例：“当时缺乏制度和规范，各种观点不一样。如果这个问题放在现在，就会明确多了。现在有很多规定。比如科协就制定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科技期刊科学道德规范》。规范越来越细化，为篮球比分人掌握。”
韩启德指出，除了制度外还要加强教育。科协近年来跟教育部合作，在全国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第一次教育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近来已经由各省的“211”大学扩展到多数大学，并努力扩展到所有大学。“下一步我们还要扩大到高年级大学生跟刚担任导师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让所有人了解，应该遵守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在全社会造成遵守科学道德的风气。”
“此外就是严格的监督和惩罚，发现一件就严肃处理一件。”韩启德表示，“如果只有规范、教育，没有对不道德的事情进行惩罚，规范也是难于实现的。现在由于监督系统的完善，再加上传媒的发展，对科学道德问题案例解决的比以前多得多。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共同体一起取得的成效。”
韩启德还谈到，科研不端行为是全社会的事情，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是科学发展到现在出现的共性问题。科学与技术、社会、应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势必反过来对科学产生影响。
“即使所有规范都被严格遵守，也不见得能解决所有科学道德问题。”韩启德举了两个例子。
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的针对肿瘤研究的53篇论文，被认为有划时代意义，后来被发现只有6篇得到重复试验证实。那些被认为对科学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多数不可重复。
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德国拜耳公司，有一些为大家瞩目的论文，只有四分之一得到实验重复。
“科学道德不仅是规范的问题。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韩启德说，“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为了别的。如果别的因素掺合进去，必然带来相应的严重道德问题。”
韩启德指出，要解决科学道德问题，弘扬科学精神是不可少的。“从根本上改变，提升我们的文化，才能在科学道德规范上走得更远做的更好。就是要让科学家为追求真理，做真正的科学。”
“这样的任务，我们比西方更加重，”韩启德说，“我们根底不牢，社会基础不那么好。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只能靠科技，因此对科学道德要求会更高。领头的科学家，应有很清醒的认识。”
韩启德指出，科学道德建设是长期艰巨任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步扎实去做。就像我们这一年来，开展科学道德教育活动这样，落到实处，才可能把我们国家科学文化一步步提升。我们的科学道德建设才有更好前景。”
杜祥琬：科学道德教育要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进行科学道德教育，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先说树木型的：每个学生、每位教授都好比一棵树。与植物界的树木不同的是，人文社会里的树木之间是由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在一定意义上，有母树、子树、孙子树之间的关系。在教育界、科技界都存在着母树作师表，子孙来传承和发展。涉世不深的青年，首先是看着自己的老师、校长是怎么做的。
一位单位领导成功打包几个本单位成果，自己做第一完成人，他对大家说：“我可以运作成一项国家级的奖项”。结果果然成功。
学生看在眼里：文章可以这样出炉，奖可以这样得，教授可以这样运作评选成功、甚至在院士增选过程中也动作频频。自然会想，原来大树是吸收这样的“营养”成长的！
所以，学生固然需要教育，科学道德首先在于教师、领导者、管理者。后者的科学道德教育更为重要。
科学道德教育本质上是做人教育。做事先做人。所以我们说，科学道德教育是一门基础课，是科技工作者人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的上法是身教加言教，身教重于言教。所以，身为师长者，要为人师表，身体力行，做学生的样板。这样对学生细润无声的教化和熏陶，是长期而深刻的（这样的老师是有的）。加上经常的言教和制度，才可能培养出有真知识且品行端正的人才。
再说森林型问题：一个例子是，某校30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这是权利和利益使然。还有一个例子，是科协、工程院调研报告显示，影响人才成长的两大因素是： “忙事务”，管理制度使然；还有“想当官”，学而优则官。这是大环境的问题，是森林中的大气、水和土壤影响树木成长。根本上，学术氛围乃是学术界的价值观、人生观问题，是追求什么价值、目标的问题。两类不同的学术环境对比是鲜明的。
一类环境，是以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为目标；人们关心学术，欣赏优秀的创新学术成果；弘扬“大学精神、科学精神”；提倡独立思维、创新文化；肯坐冷板凳，时间和精力集中于研究，互相尊重，善于协作。出问题有章可循。
另一类环境，是单位追求排名、荣誉；个人追求评价、利益、金钱、权力；必然导致钻营、急功近利、关系学充斥；时间精力花在运作、包装、应付评估，甚至造假、剽窃等，不择手段；恶性竞争，互相排斥，无诚信可言，自慰“社会都是这样”。出了问题不有力惩前，也难以毖后，或治标不治本。
不错，树木本身应增强抗病虫害能力，但不同的森林环境对树木生长具有宏观的、批量的、长远的影响。科学道德教育需着眼建设健康的大环境，建设崇尚学术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
“学术环境、学术生态” 的再造是紧迫而具战略性的。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客观上对人才和创新成果有很强的需求。但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信仰缺失、诚信缺失，体制性弊端的大环境问题，在教育界、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科学共同体需要下大力气构建以自律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文化、法制、监督相结合的科学道德诚信体系。
在科学道德建设中，教育的重要作用是显然的。这个教育不只是一门课、一本教材，而是要从根本上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学校要远离浮躁的功利主义，回归育人治学的本色，回归宁静与踏实。学校应该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平台，更应是提升思想境界、培养人文精神的摇篮，是崇尚真理的圣殿。为此需要做出的努力是巨大而深刻的。
（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篮球比分：）
郑晓静：面对学术不端7.38%的学生选择举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曾经对学生作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时，你们态度如何？”结果显示，发现老师或者同学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时，63.31% 的人选择“私下跟同学讲讲，但不举报”；28.86%选择“装作没发现此事，不跟任何人提起”；只有7.38%的人选择“向学院或学校举报”。
有38.48%的学生认为身边的学术不端行为会受到处理；48.77%的人不清楚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情况。
一项涵盖24所高校的调研显示，相当比例的同学认为研究生中存在学术失范现象。部分研究生对学术失范行为持宽容态度，对一稿多投、搭便车署名等学术失范行为认识尤为模糊。
我之前在兰州大学当校长，兰大有一万名研究生。我们制定印发《兰大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并且在各个环节，强调学风建设。比如我们开设《学术道德规范与形势政策》必修课，由校内外学术造诣深厚、学风严谨的专家任教。我们还创新了考核模式，2011年研制了一套科学道德规范试题库。2012年启用网络答题系统，共有2117人参加考试，通过2108人。
我们还启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所有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对于未进行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的申请人，在论文答辩、论文评审等环节加以限制；对部分涉嫌抄袭或非正常引用频率较高的，取消当次论文答辩资格，并对当事人及导师进行批评教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甘肃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鸣鸿：科学道德建设多从既有案例吸取教训
现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科学道德建设问题。美国NIH以邮件方式对接受资助的几千名研究人员进行了匿名调查，3247位在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科学家答复：不到1.5%曾经有弄虚作假或者剽窃行为；15.5%曾更改过实验计划、实验方法甚至研究结果；12.5%滥用“别人”的错误研究数据；7.6％曾在临床实验过程中忽略次要研究规则。不端行为超过了三分之一。
有多少科学家的研究是有问题的？根据英国2009年一项调查。有1.97%的科学家承认至少有1次编造、虚构或修改数据或结果；多达33.7%的人承认出现过其他失范行为； 14.12%的人承认同事有造假；72%的人认为同事有其他失范行为。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访科学家表示，如果有数据和自己的结论相左时，会选择对那些数据视而不见；大部分人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出成果。在这种心理下，有时候就会缺少严谨的科学态度。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一书的作者山崎茂认为：“所谓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既有的案例中汲取教训”；“教育与启蒙比调查更为重要。”
基金委一贯非常重视科学道德建设和行为规范教育。监督委员会1998年成立，独立开展工作，查处惩戒了一批科研不端行为案件。例如，2011年深入调查70件案件，已有33件做出了处理决定。
我们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建立了包括监督制度在内的65部内部规章和36部部门规章。近两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科研诚信教育20多次，涉及院校和科研院所2000多个，接受培训人员达7000多人。我们还牵头组织翻译国外科研诚信教材：《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
对于科研不端案件，我们按程序严肃处理。
一个案例是，某人提前12天使用博士学位。其3月10号答辩；18号交申请书时填写博士学位，但学校正式的学位证书3月30日。最终认为属信息失真，撤销项目，追回经费。但没通报批评，因性质轻微且认错态度好。
另一个案例是，两不同材料体系的实验结果图相同，两论文大量重复和数据造假。调查认为是造假行为，撤销项目，通报批评。博士生直接责任，7年不得申请；导师失责，5年不得申请。
我们希望既有案例能教育篮球比分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胡海岩：大学学风建设需多部门联合应对
现在的学风建设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相当严峻。学生层面来看，抄袭他人作业，敷衍实验环节，甚至考试作弊；教师层面，自我拔高学术业绩，甚至拔高工作量，以至于失范。工科专业推崇逆向工程，把国外的产品拿来山寨；理科表现为数据不规范；文科摘抄他人观点，一稿多投。究其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放卫星开始，摧残大学精神，现在负面效应明显。1980年代以来，以量化为导向，使得学风问题更严重。
现在大学决策层重视建章立制，规范教育，查处各种失范问题；院系层面重视学术导向。但这样一些举措的效果是逐渐衰减的——教师对规则都是熟悉的，但急功近利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学生经过教育后知晓规则，但每年还是会发现有作弊现象，高技术作弊手段也越来越多。
尽管科协和科学院、工程院制定学术规范，组织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媒体曝光批评，都起到了推动和引导作用。但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各种坑蒙拐骗，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依然对师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各种没有任何规范的“增刊”“文集”“编著”，也在诱惑学者。
国外对于道德教育是很重视的。我在哈佛学习时候，看到一块牌子写着：“我以学生的名誉担保，我在作业中和考试中不给予和不接受别人任何帮助。”就挂在黑板前。北京理工大学每年新生典礼必谈学风建设。必须从本科生尤其新生抓起。我们的体会是，正面、反面案例是最好的教材，能够立刻让学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们历时两年，制定了一套系统的学术规范，包括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查处什么。校学术委员会、学部委员会、院系共同努力，反复征求教师意见。学术规范必须严格，并兼顾可执行性。
2010年，我收到一位芬兰学者的来信。他投诉我校博士生B、C抄袭其论文。我们查实后，致函IEEE取消该论文，取消抄袭者B博士生资格，对挂名者C警告处分，对导师监管不力给予通报批评；芬兰学者对处理效率和结果很满意。2009年，教师A投诉教师B的博士论文部分内容抄袭硕士生C的论文；组织校内外专家调查分析，分别听取三人的答辩，认定所指控部分内容是B指导C完成，但B在博士论文中未说明，给予B通报批评。
调查学术不端事件的体会是：行动要迅速，有的单位，长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社会效果不好；调查核实要听取各方意见；查处结果要公开，有利于风清气正。
下面讲讲我们的困惑和建议。一方面，学风建设面临大学外部的压力。我曾经历一个司法案例：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本科生，因考试作弊未获得学士学位起诉学校，法院两次判决学校复议其学位。再比如，某研究生在英语六级考试中请人代考，被取消申请硕士学位资格，此后反复上访，以自杀威胁学校。
外部压力还包括竞争压力：在申报各类竞争性项目时进行“打包”“优化组合”“精心包装”，然后向评审专家游说；还有执行压力：某项目执行期两年，甲方于第2年的6月首次向乙方拨款，并要求乙方于10月底提交结题报告；乙方被迫拼凑成果。
另一方面是大学内部的消极。比如“法不责众”的问题：某文科教授被投诉一稿多投，调查发现这类现象在该学科非常普遍，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还受到鼓励；还有规范边界模糊的问题，比如某教师被投诉一稿两投，调查发现其中一篇是提交会议的论文，会后被某期刊选用发表；该教师无一稿两投动机，但知道此结果后并未声明该论文作废。
中国大学的学风建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态势，大学决策者要有扭转被动局面的决心和投入，要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努力担当学风建设的楷模。中国大学要全面加强失范查处、建章立制、规范教育、文化建设等工作，从短期治理取得进展，到逐步走向健全长效机制。中国大学的学风建设需要大学共同体、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司法部门等联合应对，共同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付向东：学术道德建设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最近有个新闻，是我国一个科研人员，利用中国人重名很多的特点，张冠李戴，把别人的文章算在自己头上，蒙混过关。还有人因为造假失去了中国和美国所有的教学职务。
造假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造假，不能容忍；但很多人造假是真心认为，他想要达到的结果是正确的，就绕过了科学过程取得数据，人为造成数据偏向，对自己和单位造成很大影响。
如何杜绝和防止这类事情发生？第一要树立诚信理念，知道违反这个理念，个人学术生涯和社会将受影响。科研的诚信和社会诚信是相关联的，主要体现在全民族的价值观。这也许要从幼儿园开始建立个人价值观——什么叫诚实，公平，负责任。
第二要建设制度，当资金紧缺，科研又带来很多效益时，很多人的私心就发作。所以也要建设诚信制度。
科学道德和诚信的建设，美国的一些东西可以借鉴。比如美国的每个大学都有公开网站，列出来各种原则、规范；提供教育和培训。有一套很详细的规则，来界定合规与不合规的行为；所有的资料都是可查询的——遇到各种问题怎么处理，怎么署名，怎么申报知识产权等。
科学道德教育不是一次、两次就完了，是长期的。比如我所在的学校里，2012年有各种各样的关于科学道德的讲座，让科研人员经常接触和了解这些问题。再比如在申请奖学金等各个环节，都要求接受科学道德教育。培训的过程，为了避免学员觉得沉闷，会请来相声演员，搞得很活泼。6周时间，每周一两节课。
再说说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博士生必须在什么时候发表多少文章，多少影响因子，这是逼着作假。教授也面临着经费紧张等各种问题，这就有了造假动机。当然这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深层次文化问题。据我观察，科学家也是人，道德不好的比例跟路人差不多，没有比别人高尚。这样就引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怎样做纯净的科学家。原来有很多纯净的科学家，因为科学曾经是兴趣、爱好、前沿问题探讨；现在科学变成一个谋生手段，谋取功利、官位的手段，自然会滋生不端问题。
在学术道德建设上，我们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出了问题，只说学生不对，研究生干得不对，老师却说不知道。老虎是谁？老虎是我们自己。举个例子吧，学生让你写推荐信，大家都很忙，让学生自己写。美国根本不相信中国科学家写的推荐信。这个过程实际是你抄袭学生写的东西。这对中国科学家的信誉是一个损害。
还有，我参加国内重大项目评审，几乎无一例外，被评审者立刻就知道评审专家，专家马上就收到短信要求支持，因此大家说话也模棱两可，没有真话。很多人不是不想主持公道，而是经不起人情攻击，这也是科学道德问题，导师这么弄，必然传给学生。你为人师表，这点很重要。如果教授、专家、院士，大家都是楷模，就没问题，但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终身教授，莫氏癌症中心癌症基因组研究主任）
（专家发言由记者高博按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