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来源：新华网 记者：王大千 时间：2013-08-31
身材清瘦、头发花白、面庞上刻着深深的皱纹……77岁的吴天一看上去和普通的古稀老人没什么两样。然而，跟随他爬楼梯到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四楼的实验室，却发现他步伐矫健，说起话来嗓音铿锵响亮，思路清晰。
50多年来，这位塔吉克族学者正是凭借这矫健的步伐走遍了世界屋脊的每一座山峦，以敏捷的思维一生致力于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填补世界高原医学研究的空白，构建起高原生存安全的科学体系。
上世纪30年代，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平壤医院工作。1958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来到青海。
初到青海，他惊叹于雪山草原的奇丽壮美，但也很快出现了心慌、胸闷、心痛欲裂等高原反应。他目睹了很多踏入青藏高原的建设者因不适应高原环境而相继病倒，甚至献出了生命。
“青藏高原低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着人类开发高原的步伐，也时刻威胁这里居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这是我矢志高原医学研究的动因。”吴天一说，当时国内对高原病认识不清，我国医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国际高原医学领域只有外国人说话的局面让他十分感慨。
为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吴天一用12年时间对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民族的5万余人作了高原病调查，并计算出高原病在原居民中的发病率约为2.5%。他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藏族已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建立起完善的整体适应机制，但其中依然有低氧易感的个体。这一研究揭开了藏族适应高原低氧之谜，立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纠正了一度在国际论坛上流行的片面、主观臆断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原病”的学说。
1965年，吴天一首次在《中华内科杂志》上提出了“成人高原性心脏病”的论点。他在高原地区“红脸蛋”牧民的血液化验中发现，一些牧民血液中的红细胞远高于常人，是高原病的另一种表现，1979年，他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1990年，吴天一在国内首次组织国际性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科考登山队。日本队员在海拔5000米时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止了考察步伐，但他仍带领队员们爬冰卧雪攀登到海拔5620米的“生命禁区”，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建立起临时高山实验室。
1991年，吴天一带领同事们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首个模拟高海拔环境的高低压实验氧舱。他主动承担了第一次实验的风险，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舱体。由于缺乏经验，舱内气压迅速下降，吴天一鼓膜打穿，听力严重受损，但他却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我出生于战乱纷争的年代，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强盛。”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也是筑牢我国国防战线的重要力量。青藏高原在我国西南边境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通过系统的研究掌握军队在这里适应、训练的医学要诀，也就掌握了领土保卫的主动权。”
1999年，吴天一参与军队指令性项目“高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及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项目的研究，制定了在高原战伤条件下的诊断与急救标准，而这一急救系统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还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吴天一还对各型高原病进行了流行学、临床学及病理生理的研究，掌握其分布及规律，确立了我国统一的命名、分型和诊断标准，提出了发病机理的关键。
2001年，有世界屋脊“新长城”之称的青藏铁路开建，吴天一将多年集研究和治疗为一体的成果应用到青藏铁路建设中，和同行们一起研制抗缺氧药物和保健品，制定了完善的高原病抢救措施，创造了11万劳动大军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工作4年，无一例因急性高原病死亡的世界医学奇迹。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已经74岁高龄的吴天一第一时间奔赴抗震救援一线。在玉树灾区的5天里，吴天一走访了受灾最重、海拔最高的17个抗震救灾工作点，在为消防官兵、医疗队员和志愿者讲解高原疾病预防知识，现场参与和指导急性高原肺水肿的抢救治疗的同时，还充分发挥懂藏语的优势，为受灾群众讲解地震相关知识，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面对诸多困难，吴天一说：“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以高原人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
多年来，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深入牧区的帐篷做高原病普查，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这已经是吴天一潜心工作的常见镜头。山高路远，他几次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遭遇多次车祸，有过7次骨折。长期面对皑皑白雪，一双眼睛做过两次白内障手术并植入人工晶体，走路常常摔跤。
“这么多次大难不死，老天就是要留着我这条命继续探索。”吴天一说，多年扎根于青藏高原，生存在这里的汉藏群众是他研究的“根”，建设、保卫这片土地的人们给了他不懈工作的信心和成就感，“我要回报他们，要和时间‘竞走’，在有生之年和高原病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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