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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豹”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志愿写满航空

来源:二局科学道德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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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陆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7-15

 

 

 

    ■本报记者 陆琦

 

    7月11日,西安阎良,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一间会议室里。

 

    眼前这位老人精神矍铄,喜欢看名著、读小说、听交响乐,多年的科研经历告诉他,“科技与艺术是相通的”;

 

    83岁高龄仍坚持每天学习两三个小时,他深知“科学技术不进则退”;

 

    他还每天看书、看杂志、做剪报,“《中国科学报》是每天必看的报纸”;

 

    虽已功成身退,他依然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奔波忙碌,数十年如一日,“敢想敢干,创新就是工作的组成部分”。

 

    他,就是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飞豹”飞机总设计师、篮球比分:陈一坚。

 

    志愿写满航空

 

    陈一坚出生在一个充盈着书香和爱国之气的家庭。其父陈昭奇坚信“教育救国、科教强国”,早年两次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参加了当时的爱国学生运动。

 

    “父亲完全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教育方法,为你提供条件,让你自由发展。”陈一坚自小爱好广泛,父亲书架上的大堆历史名著成为他最大的乐趣。

 

    抗日战争爆发,陈一坚随父亲教学的学校迁往福建省南平县,当时满天轰鸣的日军战机成为陈一坚对飞机的最初记忆,也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当时的人比较愚昧,在日本飞机空袭时,生怕被敌机驾驶员听见地面声音,甚至将哭叫中的婴儿活活闷死。那一幕太惨了!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天上都是人家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哪里去了?”毫无还手之力的切肤之痛,一直深藏在陈一坚的心中。

 

    1948年,陈一坚高中毕业,福州的几所大学刚刚恢复招生,他就报考了福建师大物理系并被录取。不久,得知厦门大学航空系开始招生,陈一坚兴奋无比,当机立断报考,而且三个志愿都填上了“航空系”。

 

    “你不录取我,我换个大学再去考,直至录取。”陈一坚当时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别人的欺负”。

 

    结果,陈一坚考上了。后在我国第一次院系调整中,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航空系合并,陈一坚又从厦大转入了清华。

 

    梦想起飞

 

    1952年,陈一坚完成清华飞机设计专业的学习,被分配到哈尔滨122厂(现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公司)。

 

    “工作的头几年,虽然生活艰苦,但我情绪高昂,工作充实,心中更是充满了理想成为现实的喜悦。”

 

    经过三年的努力,陈一坚和同事们不仅掌握了飞机修理技术,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同时也学会了仿制苏联飞机。

 

    1956年底,陈一坚告别新婚一年的妻子,入选来到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沈阳飞机设计所前身)。陈一坚的飞机设计生涯也从那里真正起步。

 

    他参与了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歼击教练机——歼教1的研制。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歼教1飞机只用了1年零9个月的时间。经过歼教1飞机的设计和试制,我国第一支白手起家的队伍终于实现了自行设计飞机零的突破。

 

    1961年8月,六院601所(即沈阳飞机设计所)正式成立。同年,陈一坚由专业组长升任601所机身室主任。

 

    陈一坚先后干过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系统等专业的设计。“这为我后来担任‘飞豹’飞机的型号总设计师,熟悉各专业情况,统揽全局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夏,陈一坚和导师徐舜寿一起被调往西安阎良的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中航工业一飞院前身)。

 

    正当陈一坚准备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时,“文革”席卷而来。陈一坚被无情地从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他种过地、放过羊、喂过猪、修理过汽车……

 

    在逆境中,陈一坚未曾忘记自己的梦想和使命,坚持研读飞机疲劳断裂理论,编写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编写了运7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结束了我国飞机研制完全参考外国通用疲劳载荷谱的历史。

 

    “飞豹”精神代代传

 

    在“文革”中受到巨大冲击的陈一坚,“解放”后没有选择离开。

 

    “‘飞豹’需要我,我要老老实实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型号搞成功。”陈一坚坚信,一旦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后,就要把自己的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脱钩。

 

    “飞豹”研制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原准机可以借鉴模仿,更何况在改革开放这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和设备都相当匮乏。

 

    “当时欧洲开出的合作条件十分苛刻:核心技术不给,要价21个亿,谈判最终不欢而散。”国外的技术买不来,白手起家、自主创新的巨大压力就落在包括陈一坚在内的飞机设计师的肩上。

 

    1982年,陈一坚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歼轰7)飞机型号总设计师。飞机设计规范的选取是他首先要面对和决策的重大问题。

 

    究竟是采用落后但十分保险的苏联规范,还是冒着风险采用先进的美国规范?陈一坚毅然决定规范转轨。“仍然选用苏联规范我不会有错,但是这个飞机可能完成不了军委给的一大堆指标。”

 

    “飞豹”研制团队突破传统做法,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防需求,他们甚至提出了确保飞机研制成功后20年不落后的高标准。

 

    “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干出一架好飞机来。”陈一坚向记者描述,大家没日没夜地干,双职工没人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睡觉,小孩子从搁板上滚下来是常有的事。

 

    十年磨一剑。几度面临夭折的“飞豹”终于在1988年12月14日,迎来了放飞蓝天的时刻。1998年11月,在珠海国际航展上,“飞豹”首次公开亮相。

 

    1999年10月1日,在建国50周年阅兵中,6架“飞豹”组成的空中梯队,整齐地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陈一坚当时最大的感触是:“‘飞豹’来之不易!”

 

    “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跨越。

 

    这么多年,令陈一坚最骄傲的还是他的团队,他们抱着航空报国的信念,扎根西部,默默奉献;而更令他欣慰的是,“报国、拼搏、求实、创新。团队的‘飞豹’精神已沉淀于中航工业一飞院人血脉之中,代代传承”。

 

    《中国科学报》 (2013-07-15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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