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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总装备部某基地副政治委员 侯力军
林俊德同志是“两弹一星”伟业的重要开拓者，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核科学家。他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浓缩为一句话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一批批海外学者、专家教授、高校学子，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奔赴核试验基地。林俊德就是第一批选调到基地的优秀大学生。当得知自己将从事核试验时，他说，一定要勤奋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一伟大事业。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林俊德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测到了核爆炸的冲击波数据。当周总理问，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根据林俊德提供的数据，坚定地向总理报告，测量数据证明是核爆。那一刻，林俊德无比兴奋。
林俊德同志把开拓创新当作毕生追求。
他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首战立功。从此，“林氏”压力自记仪遍布试验场的各个角落，效应试验用的坦克、飞机、火车，从万米高空到地上地下的各种工事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轻便实用的仪器。作为功勋装备，这种仪器在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第一次氢弹乃至整个大气层核试验阶段，完整测得了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武器威力确定和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推动建立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特定地质条件下的力学测量体系。他带领团队先后创建10余种测量系统，从大山深处的平洞到戈壁滩上的竖井，一路披荆斩棘，系统掌握了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他还敏锐地发起了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他引领了我国爆炸力学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某重大国防实验装备，为保持我国核武器的有效性奠定了重要基础；研制出某大型实验装置，为解决国内航天器空间碎片防护、常规兵器毁伤等爆炸力学研究的难题，提供了必要手段；研制的声电报靶系统，解决了常规兵器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世界性难题，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多个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林俊德同志把牺牲奉献融入灵魂血脉。
特殊年代，林俊德默默奉献；时代变了，他依然默默坚守。当选院士后，他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篮球比分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2001年，某技术学院想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承诺年薪20万元，提供一栋别墅，一年只去一次就可以，他当即回绝：“我既不熟悉你们的教学工作，又不从事你们的研究领域，这个忙我帮不上。”
林俊德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忠诚使命看得重于一切。即便是身患癌症后，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未完成的科研项目，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3次拒绝手术治疗，强忍病痛整理完用毕生心血积累的大量科研资料；在生命的最后3天，他3次打电话指导科研工作，2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任务；在生命的最后1天，他用尽气力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发起了悲壮冲锋，9次请求下床工作，直至把他最牵挂的某重大课题技术思路梳理清楚，留给后人。
住院时，他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需要处理的事情：归档科研资料，完善技术方案，审改学生论文，家人留言等11件事。去世后，我们打开他的小笔记本，其他10项事情他都一一安排好了，唯独“家人留言”这项还是空白，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弥留之际，他留给组织的一句话就是：“把我埋在马兰。”
在马兰的戈壁滩上，生长着一种名叫胡杨的树木，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说，它死后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林俊德就是一棵扎根大漠戈壁的胡杨树，就是千千万万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就是一名永垂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陪伴老林一辈子我很幸福
林俊德的妻子 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不是他进场，就是我出差，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还不到一天。婚后我对老林逐渐加深了了解，在他心中，事业大于天，责任重于山。他一年到头始终都在拼命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少能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家几乎成了他的旅店，就连过春节也照常加班。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为了核试验什么都不顾。记得女儿快出生时，老林正忙于试验任务，我怀孕后回老家生孩子。女儿满月时，老林才来接我，考虑到当时我的工作也很忙，加上戈壁滩生活条件艰苦，实在没办法抚养女儿，他悄悄地和我商量：“咱俩都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才接到身边。
我和老林都是大学毕业，他在基地也带了不少学生，按道理，我们有能力辅导孩子。由于工作忙，别说辅导孩子学习，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还经常顾不上。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其实老林是非常疼爱孩子的。他知道女儿爱吃新疆烤馕，每次出差路过乌鲁木齐，总要亲自排队给女儿买几个；儿子从10岁离开我们去外地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老林给儿子写了100多封信。
老林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有点儿不舒服也不在乎，总认为能扛过去。两年前，我发现他一下子瘦了很多，一到半夜就胃疼，多次劝他去医院查一查，可他总是说现在工作忙，往后推一推吧。今年3月，他在跟基地领导汇报工作时，领导看他脸色不好，坚持让他去做全面体检。在北京，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老林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一再叮嘱我：“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担待吧，不要把病情告诉别人，别给大家添麻烦。”
尽管北京的医疗条件很好，但老林不肯在北京继续住院，他反复对我说：“建琴呀，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回单位处理工作上的事。”为了他工作方便，5月23日，我陪老林转到西安唐都医院，刚入院他就催着我回家把笔记本电脑给他拿来。在随后的8天里，看着他用颤抖的手批改学生的论文，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还要整理电脑文件，看着他在和死神争分夺秒，一点点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但我和孩子不敢、也不能去劝阻他，因为我很清楚，老林此时已把能做完这些事，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
在生命的最后两天，老林说话越来越吃力，有时含含糊糊，断断续续，只有我能听得懂。那时，他念叨最多的还是工作，还想给我们家人说些心里话。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栏家人留言，本来是想给疼爱的孙子、外孙写几句话的，可最终也没能写成。弥留之际，他给我留下三句话：“后事一切从简，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我埋在马兰。”还对儿子、女儿说：“你们要照顾好妈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老林住院的60多天，是我们夫妻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老林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我都努力做了。”我们虽然缺少点浪漫，但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和睦、很充实。
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刻，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我们有缘相识；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我们深感能够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豪。老林住院期间经常说：“我75岁了，这辈子干了核试验这件事，我很满意。”这是老林的心里话，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心声。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
最后八天的生命冲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惠宾科护士长 安丽君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年，护理过许许多多身患绝症的病人，与林俊德院士接触的短短8天，是我永生难忘的8天。
5月23日下午5时，我第一次见到林院士。他身形消瘦、面容憔悴，言谈举止却淡定从容，丝毫看不出身患重病。翻看他的病历后，我才得知他患的是胆管癌，已到晚期，同时伴有腹腔积液、多发肝囊肿、慢性胃炎等疾病。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生命留给老人的时间不多了。
5月24日上午9时，我们拿出连夜研究的治疗方案与他商讨。没想到一听说要做手术和化疗，他当即回绝道：“我之所以没有在北京做，就是担心术后影响工作。”我们实言相告：如果手术，可能会延长一些生命；不手术的话，癌细胞会很快扩散，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却十分平静地说：“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
5月26日下午3时20分，林院士病情突然恶化，出现消化道大面积出血，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天的紧张救治，血总算止住了。这时，林院士却提出：“在这里没有电脑，探望时间又有限，我没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考虑到他的脉搏、血压、心率等参数明显异常，我们没有同意。无奈之下，他又让老伴出面协调，领导也劝他多观察一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呆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宁要有质量的一天，也不要没有质量的十天。”
5月29日上午9时，林院士转回普通病房。一位老中医朋友前来探望，林院士见面就问：“用中医的办法治疗，能不能延长几天时间，好把手头工作再处理一下。”当时，我和老中医相对无语。走出病房后，老中医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没办法延长他的生命，他想工作就让他工作吧。”
下午5时10分，林院士突然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若不及时解除，将会危及生命。专家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外科手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另一种是下肠梗阻导管，这种方法需要将3米多长的管子从鼻腔插入肠道。林院士担心手术后可能无法工作，毅然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在近90分钟操作过程中，他疼得面部肌肉变形，却没有喊过一声，没有表现出一丝不配合。
5月30日下午4时45分，林院士肚皮胀得发亮，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身体严重缺氧。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强烈要求在病房加一张办公桌。身上插满了胃管、引流管、吸氧管、输液管，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减少干扰，他两次要求拔掉引流管和胃管，不断强调说：“带着管子工作不在状态，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效率。”
5月31日，林院士住院后的第八天，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似乎感到死神的脚步已经迫近，从7时44分到9时54分，他先后9次发出强烈请求，反复强调他牵头的一个项目，如果不交代清楚，就无法延续下去，对国家将是很大的损失，对他个人也是永远的遗憾。
办公桌离病床只有几步，但对已经不能站立的林院士来说，哪怕挪动几厘米，都是艰难的征程。9时55分，大家搀扶他一点一点往前挪，当他勉强坐在椅子上时，呼吸更加急促，头颈有些发软，全靠别人帮他扶着。
10时54分，他颤抖的手已经握不住鼠标，视力也渐渐模糊，几次向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在场的人都劝他休息，面对一声声请求、一双双泪眼，他反复说，“不要强迫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即便是他答应暂时停止了工作，也只愿坐在椅子上休息，几分钟后又继续操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院士的生命体征几乎到了极限的边缘，但他依然在坚持，资料从电脑里找、按ABC的顺序排、开启保险柜的示意图已画在本子上了……
11时09分，我们极力劝他躺回病床，他这才最后一次查看了电脑里的文件，艰难地说：“好吧，谢谢！”他累了，躺下了，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
“发狂”工作的核专家
篮球比分：、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 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院士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他说的机遇，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他说的“发狂”，就是从事“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
林院士的“发狂”，在艰苦创业时期，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研制这种仪器最难的是动力问题。国外的机测仪器一般是用小型稳速电机作动力，但这项技术当时我国还没有掌握。怎么办？林俊德像着了迷似的，整天苦思冥想，连吃饭、走路都在思考，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设计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并在反复实验后，攻克了“动力”这一难题。接下来就是尽快找到适合记录冲击波形的介质。林俊德先后尝试了10多种材料，最后还是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一种硬木头，用火烧炭化后派上了用场。经过一年半的艰辛探索，他们研制出能在核爆炸电磁脉冲等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首次核试验中试用成功。这种罐头盒大小的仪器，现在看很简陋，但当时立了大功、成为功勋装备，在以后的核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6年的冬天，我国首次氢弹试验不久将要进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他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研制工作中。由于仪器要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他们就背着仪器，先是跑到附近的山坡上，利用深夜和凌晨最冷的时刻做实验。为了更真实地模拟仪器使用环境，他们又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冬天的山顶空气稀薄，冰封雪冻，寒风刺骨，他们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山上待了整整一夜，手冻僵了，脚冻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赶在爆炸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我国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的测试手段。
不媚外、不迷信、不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林院士在自主创新上也有一股“发狂”的拼劲。他始终瞄着最前沿、最难啃、最急需的课题攻坚克难。上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地下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和研究的需要，基地决定研制某种力学装置。当时，这种装置用传统的驱动技术，在国内外已经相当成熟，有的同志建议借鉴别人的设计来做。但林俊德说：“科研的核心是创新，要做就要做得比别人都好。”凭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强烈的科研自信，他独辟蹊径，发明了新型的气体驱动发射机构，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设计、加工和实验，成功研制出高效、安全、环保、性能优良的力学实验装置。
林俊德经常要和炸药打交道，每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时，只听见林俊德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就冲上前去，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又转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把生死置之度外，林院士的这种“发狂”，不仅是源于对事业的极端负责，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挚爱这项事业，愿意用整个的生命去投入。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啊。林院士用一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像林院士那样，胸怀祖国，珍惜机遇，奋发工作。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恩师永远引领我前行
总装备部某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 钟方华
我是林俊德院士的学生。在我办公室书柜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每当看到它，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老师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压力自记仪那样，虽然简单却很精准，尽管朴实却很高效，看似平凡却蕴含智慧，始终引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钻研学问重在实践、贵在积累，这是老师带领我们搞科研时常讲的经验。记得某前沿课题攻关，相应实验平台尚未建立，为尽快攻克核心技术难关，老师就带着我们在实验区的空地上，挖了个2米多深的土坑进行探索性实验。土坑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冰窖，遇到下雨积水可以养鱼，可老师全然不顾，总说实践出真知，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我们时常一身土一身泥，同事们都说我们真像一帮民工，背后也悄悄地称老师为“民工院士”。
老师不仅做事亲力亲为，还特别善于知识储备和及时总结。他有个习惯，每个课题都准备一个文件袋，做课题过程中，不管有什么新现象、新启发、新思考，或遇到什么问题，总要及时记录下来，塞进文件袋里。天长日久，文件袋成了装满奇思妙想的“锦囊袋”。凡是做过的实验，老师都专门建立一个档案，就像医生给病人建立病历那样，几十年从不间断。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准能在他那儿找到。
讲实效、讲创造性，对国家负责，是老师科研创新的一贯思想。他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他利用材料塑性变形的特性改进设计，顺利实现了地下核试验仪器设备的防震；他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作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不仅解决了一大技术难题，还节约了大量经费。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老师那一代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学术追求上，老师奋斗进取的本色不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始终站在科研第一线，亲自承担课题研究；不管处于什么年龄，他对工作需要的新知识都保持浓厚的兴趣；每逢重大研究课题立项，他都深入思考，拿出符合核试验发展需要的意见建议。在日常生活上，老师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变。家中的沙发是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的，客厅的小木椅是用边角料打制的；母校浙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手表戴了15年，旧得磨手了，就用透明胶粘着；用了20年的公文包，已分不清颜色，他总说能用就行。在师生交往上，老师率直纯真的本色不变。我跟老师20年了，仅去过他家3次，好几个师弟还是在整理老师遗物时，才第一次踏进他的家门；我们和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屈指可数，即使一起出差，他一定坚持他的老规矩：谁的工资高谁请客；因为老师喜欢打乒乓球，他当选院士时，我们送给他的贺礼就是一只乒乓球拍，老师特别高兴，每次打球都带着。
与老师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感到他虽外表冷峻，但内心火热，培养学生总是精心入微、精雕细刻。在老师的电脑里，他为每名学生都建有一个文件夹，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技术专长、培养计划、课题建议，甚至每次电话汇报工作的内容。今年老师生病住院后，他特意让师弟把文件夹拷走。那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我们的每一步成长，老师都悉心为我们规划着、指点着、记录着。
5月23日，我出差路过西安给师母打电话，想去医院看看老师，他却让师母转告我，不急，回去好好工作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很不情愿，又不好违背老师，谁知这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敬爱的恩师走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用生命之火给了我们温暖和爱，用精神品格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我们将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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