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先生今年93岁，我85岁。我和侯先生年龄相近、经历相似，在将近一个世纪里，我们都走了一条救国、报国、强国的道路！
在美国，我是通过《留美科协通讯》知道侯先生的，一直到1960年，我才见到侯先生本人。当时，国产航空煤油不过关，对高温合金有烧蚀现象，侯先生到沈阳去找科学院金属所李熏所长。当时我是高温合金组的负责人，就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并肩战斗在科研第一线，现在我们虽然都年事已高，但干劲儿仍然十足，经常见面。
与侯先生相知不觉已半个多世纪了，他有几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第一，他看问题高瞻远瞩、胸怀全局，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体现在我们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工程院和选举第一批院士的过程中。
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1982年的技术科学部大会上，就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倡议。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选举第一批院士时有很多争议，比如在讨论选举标准时，有人认为领导干部不宜当选为院士，但侯先生主张：“这样的人还得要，因为他们贡献大、经验丰富、联系面广，当然，这样的人不能太多。”在侯先生看来，不能因为是领导干部，就一定能当选院士；也不能因为是领导干部，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的标准只有一个。事实证明，侯先生的主张是对的。
我和侯先生都经历过民族危难，深知今天的一切来得不容易。所以，对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就特别珍惜。
尤其是侯先生，十分重视院士的道德建设，在担任工程院“科学道德委员会”副主任时，他还和当时主持道德委员会的潘家铮副院长一起身体力行，制定了院士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成为以后院士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
侯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他在当时的石油科学研究院虽然一直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但是很看重基础研究，还曾批评过认为基础研究可有可无的观点。他深知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泉，而且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取得卓越的科学成就。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充分体现。
侯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个方面，是他始终坚持正确的科研管理方针。
侯先生很看重自主创新。他认为，从以模仿为主转到以创新为主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科研人员创造敢于创新的环境；要给优秀科研人员自由选择题目的机会，要对从事探索性工作和基础研究工作的人，给予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奖励。
自1950年回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侯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基地是在石油科学研究院。侯先生认为，研究所要保持高水平，就必须根据人员和设备条件制定并保持正确的、长远的研究方向，锲而不舍，才能有所作为。
最后，我谈谈侯先生培养年轻一代的问题。侯先生十分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获得“何梁何利成就奖”后，就捐出50万元，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成长的基金。1999年，知道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而且成效显著，侯先生就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此备加赞赏。2001年，侯先生在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庆座谈会的讲话中，以自己90年的亲身经历，用很长篇幅谈了“人生与追求”，用来教育青年。从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他个人的利益。他心里装着的，只有国家的明天和民族的未来！
总之，侯先生知识渊博、目光远大，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在很多方面都能从全局出发，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如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国工程院的成立、石油学会的成立和世界石油大会在中国的召开等，侯先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最近受温总理的委托，主持开展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这个关乎中国发展前途的课题，真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侯先生一生无私奉献、朴实无华，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座大多都是青年人，我想总结三句话，与大家一同向侯先生看齐，那就是：
做人：严于律己、真诚待人；
做事：认真负责、忠于职守；
做学问：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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