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自述《我与石油有缘》封底上的这句话，真实道出侯祥麟的心声——“我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科学家，我的脚步和共和国的脚步合拍。”
人生最初的教育决定着一生的道路。兵荒马乱的1912年，广东揭阳县一个普通家庭的第八个孩子出生在汕头福音医院，他就是侯祥麟。作为基督徒，父母把说实话、与人为善、努力学习等品德作为做人原则来教育孩子们，这些自幼培养起来的优秀品德，成就了侯祥麟的一生。
侯祥麟上小学时，段祺瑞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在北平引发“五四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侯祥麟的班主任是个热血青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了日本侵华的种种事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每年的“国耻日”都带学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侯祥麟和孩子们一起到商店里把日货找出来，一把火烧掉。在侯祥麟幼小的心灵里，抗日救国的信念从此像永不熄灭的火种，指引他走上一条追求进步与光明的人生之路。
掌握并娴熟运用辩证法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1952年就认识了同在大连化物所工作的侯祥麟，“组织上让我做民盟工作，而侯先生没有公开民盟身份，我去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我，给了我非常具体的帮助，使我承担的群众工作比较顺利地开展。”
在上世纪60年代，侯祥麟花费很大力气领导和组织了石油工业上的新技术——“五朵金花”，并成功实现工业化，这使中国炼油工业技术在所有涉及国家命脉的关键产业中脱颖而出，率先并迅速接近了世界水平。“我认为侯先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这又与他辩证唯物主义学得好，并结合科技业务娴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科技专家中能做到的人相当少,侯老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1991年调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担任主任的张存浩与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员的侯祥麟增加了接触，对此深有感触。
就读燕京大学时，侯祥麟选修过哲学家张东荪教授的哲学。“张教授有句话给我印象至深，他说学哲学就如同吸鸦片，会上瘾，学了哲学就想更深入地研究。后来学了马列主义，才知道哲学是世界观，是思想方法，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思维。”1935年大学毕业后，侯祥麟开始读一些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读后立刻被作者的思想和观点所折服。”“可以说，我信仰马列主义首先是从理论上接受的。”之后，在上海读研究生期间，侯祥麟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借出《资本论》、《反杜林论》的英译本读。“二哥家里条件挺好，但时间久了，感到有所不便，就搬出来租住在亭子间，从此有了安静无扰的读书环境。”从1935年到1937年，侯祥麟晚上就在住处读马列英文原著，读到会心之处，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暗暗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国家危难让我认清了只有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肩负民族危难、抗日救国的政党。”
侯祥麟一直努力学习并尝试掌握唯物辩证法，但要达到娴熟运用的程度还要一个过程。“学和用是两码事。开头搞了好几年，没有解决，原因是我的形而上学思维在作怪，没有想到坏的东西会变成好的。”1980年，侯祥麟如愿拜谒了马克思墓，照片中，78岁的他意气风发。
总是以解决国家最急需的问题为己任
共和国不会忘记，在战鹰展翅飞翔中，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里，在中国第一颗导弹成功的试验中，在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上，无不凝结着侯祥麟和战友们的心血。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军需航空煤油以及发展“两弹”所需特种润滑材料受到空前制约。尽快实现炼油科技自给，成为新中国的重大战略需求。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立足于自主创新，侯祥麟组织科研攻关，成功解决了国产航空煤油对火焰筒的烧蚀问题，并领导研制出包括全氟润滑油在内的多种特殊润滑材料，及时满足了研制“两弹”和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的国家急需。
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民经济举步维艰，是大庆油田的发现，点燃了共和国经济崛起的希望之光。但是，大庆原油蜡含量高，难以被便捷有效地利用。国家战略需求再次摆到侯祥麟面前。
解决之道只有创新。经过多次论证，侯祥麟提出要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5个方面的工艺技术，并在工业生产上加以应用。当时，有部名叫《五朵金花》的国产电影正在热播，片中5位名字都叫金花的少数民族姑娘深受人们喜爱。于是，这5项新技术就被形象地称作“五朵金花”。经过不懈攻关，“五朵金花”终于结出丰硕果实。我国炼油工艺技术实现重大飞跃，迅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浩劫正席卷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侯祥麟坚持实事求是，力排干扰，狠抓科研管理，组织领导了多金属重整、提升管催化裂化、渣油催化裂化、减粘、溶剂脱沥青、维生素二步发酵、顺丁橡胶、高档润滑油等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逆境中继续推动着新中国石油科技的发展。
多次呼吁节能，建设节约型社会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际能源形势日益紧张。这一点，作为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侯祥麟早有预见。
篮球比分：、中国石化原副总工程师侯芙生至今还清楚记得，“1978年全球爆发能源危机，国际油价直线上涨。但同时，国内炼化厂的能耗非常高，炼一吨油要消耗105万大卡，节能形势极为严峻。”为此，以66岁出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侯祥麟狠抓管理与技术，推进炼油厂与高等院校的合作，炼油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获得较大提高，节能成果尤为显著。炼化厂先从蒸馏开刀，从1978年的28.3大卡降到1984年14.5大卡，全国炼油平均能耗从105万大卡降到71万大卡，6年节约930万吨原油，有些炼油厂的原油蒸馏装置能耗标准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承载的资源、能源压力越来越大。今年春节前，侯祥麟向工程院递交了一份《节约型社会初步探讨》的建议书，提倡全社会节约。今年春天，他又和33位篮球比分：撰文、召开座谈会，以各种形式大声疾呼建设节约型社会刻不容缓的重要意义。他说，“我国人均资源相对贫乏而经济高速发展，要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节约型社会。”如今，看到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他感到无比欣慰。
他语重心长地分析说，“石油行业从1978年开始的节能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说明生产环节的节能潜力很大。消费环节，我们现在汽车发展速度惊人，2000年超过1亿辆车；而因为发动机落后，汽车每百公里耗油比国外多。另外，大家都喜欢买大车、豪华车，社会缺少节约风气。我现在着急的是汽车的油料怎么解决。从国际形势看，进口石油还不容易，有政治因素。解决今后石油产品供应，除了提高用油的效率、节约用油，要找替代的能源；同时发展电力公共交通；还要进行科技创新，石油的科技创新是关键的。”
做官是为了让懂科学懂管理的人发挥作用
做科研，有的人一直做下去，有的人以此为做官的跳板。而侯祥麟认为，做官是为了让懂科学懂管理的人发挥作用。
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的许庄同志是侯祥麟的入党介绍人，多年后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会议上见到侯祥麟，就问他“你搞科学的，怎么当起官来了？”侯祥麟笑着回答她：必须让懂科学的人搞管理，党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
“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8月22日的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痛斥了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
侯祥麟不仅有着特别的“当官”观，而且“当官”很“有一套”。他的宗旨之一是充分信任别人，比如当院长不要越过副院长去管事情。李大东院士于1991年9月被任命为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第二天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虔诚请教已经退居二线的侯祥麟怎么当研究院的院长。侯祥麟告诉李大东，研究院是一个有序的管理体系，不是院长什么都要管，而是让每个管理人员尽到责任，副院长直接对院长负责。院长不要越位，打击下面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我心目中，侯祥麟院士永远是我的领导和楷模。”李大东说。
侯祥麟的宗旨之二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无形地影响下属，而不是空洞地说教。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任石油化工研究总院副院长的侯祥麟主持全院抗震救灾，所有的职工和家属都搭好了各自遮风挡雨的抗震棚，住了进去。大雨中，李大东院士突然发现侯院长的爱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坐在楼前空场上。原来侯院长顾不上她们，她们在余震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束手无策。此情此景，让大家感叹不已，赶紧组织人力把抗震棚搭了起来。
筹建工程院，呼吁重视工程技术和教育
今年85岁的两院院士师昌绪与侯祥麟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是工程院发起人之一。在他眼中，侯祥麟看问题高瞻远瞩、胸怀全局，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据师昌绪介绍，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空前活跃，工程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与其发挥的作用相比，技术科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整个社会知道基础科学的人很多，但知道技术科学的人很少，工程科技被忽视，高等工程教育也受到冷落。
当时，很多国家除了科学院，还设有工程院，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工程院发起成立了“国际工程及技术科学院理事会（CAETS）”。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曾经想参加这个理事会，但它只接收民间组织，不接收国家行政机构性质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属于国家行政机构，所以下属技术科学部只能列席会议。所以，在1982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上，就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倡议。
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据师昌绪介绍，那以后，科技界又多次呼吁建立以工程科技专家为主体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其中，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侯先生前后参与过两次。一次是在1986年，和茅以升等89人；再一次是1989年，侯先生联合张维等8位专家，建议成立与中国科学院并立的，纯粹荣誉性、咨询性的国家级的中国工程技术院，但由于涉及体制的复杂性及科技界内部意见的分歧，建议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春，侯祥麟、张光斗、王大珩、张维、罗沛霖、师昌绪6人又共同商议，由罗先生起草，通过不同渠道，将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再次呈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几经周折，终于成立了以宋健国务委员为组长的筹备组，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迈出实质性步骤。
如今，已经有着11年历史的中国工程院，正在工程科技领域的研究与咨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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