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静静地看着本报12月1日整版摘登的《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陷入了沉思。
钱学森去世已经一个月了,当心情从痛失巨擘的悲伤中得到稍许平复,越来越多的人把怀念转为思考,将无尽悲痛化作继续前行的力量。《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的发表,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人们再次追忆起钱学森一生的所思、
重温钱学森的教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
“我们的科技,乃至全社会的发展繁荣,都需要灵魂的支撑。”杜祥琬院士说。“把钱老的言论作这样的整理、选编、刊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青年一代,会从中得到很多教益。重读钱老所说过的话,除了带给我们感动,更让我们思索一个问题——老一辈科学家所处的研究、生活条件,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今天,我们的人生境界是否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得到了提升呢?”
“钱老的一生,爱国主义信念贯穿始终”
“钱老在海外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也更深切地感受到‘祖国’两个字的分量——祖国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后,国家积贫积弱,中国人就要受人欺负。所以,祖国与个人紧密相连,钱老的一生,爱国主义信念贯穿始终,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指向——我们国家的经济要强大起来,我们的科学要强大起来,我们的人才队伍要强大起来!”杜祥琬说。
1966年,我国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作为技术领导人的钱老冒着大风和严寒坚守在阵地上。解放军总装备部某基地政委侯贺华说:“哪里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核弹头吊装、对接是最危险的环节,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在吊装对接的100多分钟时间里,钱老一直站在导弹旁。”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让钱学森不畏艰险,每每出现在国家、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钱学森心里惦念的,仍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他曾说:“人才培养问题的确是当务之急。我觉得传递知识比较好办,而启发智力比较难,尚无科学的方法,还有待于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成果……”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让钱学森总是将自身的思考,指向国家、人民的未来。
“如呼吸般自然而必要的内在需求”
《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中有一段滚烫的话:
“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从钱老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对于钱老来说,科学不是炫耀的华丽外衣和勋章,而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全身心奉献,是学术上精益求精,是如呼吸般自然而必要的内在需求。”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姜克隽说,“这一点,对我个人影响很大。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身为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他的思想很纯,心里想的只有‘做成’——把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做成。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小私’、‘小利’,而是国家民族的‘大功’、‘大利’。”杜祥琬说,“因此他把个人的名利看得很淡;他能沉得下心做事,与‘浮躁’无缘。这一点值得我们今天的科学工作者深思。”
主动从“院长”做到“副院长”,“官”越做越小;多次辞让中国科协主席的职务;拒绝顾问、名誉顾问等荣誉性职务;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钱学森对于名利的推辞,成就了科学界的一段段佳话。
千方百计吸引与留住人才;亲临科研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拿出自己的钱补贴弟子们的学习、生活;为很多素昧平生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寄送相关资料、指点迷津,甚至主动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研究工作的后顾之忧……钱学森对于科学的执著和人才的爱惜,同样书写了科学界的一段段佳话。
“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今天是踏足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1956年9月11日,钱学森在欢迎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科学家郭怀永回国时,曾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对他来说,踏足祖国的土地,就拥有了快乐的源泉。
“人们授予钱老‘人民科学家’的称号,他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人员,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就是最高的光荣!”杜祥琬说。“钱老的一生,充满了成就感。他最大的享受与满足,就是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一定会有一批又一批人选择崇高”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这是杜祥琬最喜欢的一句名言,他说:“在钱老的身上,我们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所获得的成就,是由他的思想品格和人生境界决定的。”
一切为了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信念,让钱学森拥有广阔的胸襟,使他的思想,能轻松地超越私利所设下的藩篱。请看《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不少人尚未摆脱经营自己二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门学科,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样他们就是什么专家、什么权威,外人不得侵犯。我认为这是可笑的。”
“我原来提出要搞社会思维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过一个个不接触别人的人的简单总和。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一个好的集体,人人畅所欲言,思维活跃,其创造力是伟大的。”
“他的想法很中肯,也非常富有前瞻性。这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他的判断是对的。”回忆起1992年钱老曾致信他和另外两位科学家探讨学术问题时,杜祥琬深有感触地说。“他在研究具体科学问题和看待宏观事物的时候,能够超越自我利益的局限、小团体利益的局限,这使他拥有了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在钱老这一代老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深厚的学术根柢和高尚的思想品格结合。也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使他们能够成为万众敬仰的一代大科学家。”
“就像钱老所说的,‘我们搞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应许愿太多’,‘一个科技工作者没有自满的时候,客观世界的事物千千万万,总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停步啊’。”姜克隽对《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中这两句深有感触。“今天,对照钱老,我们新一代科技工作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摒弃浮躁的作风,抛开急功近利的想法,安静地想一想——我们究竟能为祖国做什么?立足本职,把科研工作扎扎实实做好。”
手执载有钱学森谆谆教导的报纸,杜祥琬道:“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我相信,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和民族,一定会有一批又一批人选择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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