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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朱光亚先生是我的恩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连续几次表达了这样的情感。

 

2月27日上午，陈佳洱与同为朱光亚学生的篮球比分：钱绍钧一起到其家中进行了悼念，“还看望了许慧君师母和朱先生的3个子女。对朱先生的离去，我感到十分地痛心”。

 

1953年，还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就读的陈佳洱就有幸得到朱光亚指导。“那个时候，朱先生给我们讲课的讲义是自己编的，每个礼拜上两次课，课程的名称是‘原子物理’。”陈佳洱回忆说，“他讲课特别地认真，准备十分充分。在课堂上，他能把物理知识讲得如同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启发思路，让同学们不但听得懂，还能够应用。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不但课讲得好，朱光亚还非常注重辅导学生，他每星期会专门找两次时间解答学生提问。陈佳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问题的学生会被他叫到黑板旁边。他很仔细听你的问题，然后把关键点用小字写在黑板上。之后，朱先生会一步一步地发问，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路，直到最后把疑问解决，而不是直接否定或给出答案。他对学生是循循善诱，更是严格要求。”

 

独特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爱。朱光亚特殊的身份——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成员，也使他与学生走得更近。

 

“当时我是团组织书记，我在组织团日活动时，就请朱先生来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也讲一些他在美国求学时期的故事。”陈佳洱说。

 

1946年8月，朱光亚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朱先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也十分进步，他是当时在美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常常组织一些活动，传递国内消息。”陈佳洱说，解放后朱光亚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陈佳洱还在朱光亚指导下进行“薄窗型盖革—穆勒核子计数管”的毕业论文研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做核子计数管探测不同粒子的符合计数。陈佳洱说：“朱光亚带领我做毕业论文非常负责，他指定了几本书让我看，看完之后还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检查，错误的地方会给我修改。他还把所有从美国带回来的做计数管的材料拿给我，让我研究。”

 

是朱先生带领他走近科学探索，给了他后来研究加速器的启蒙。朱先生不仅是在做学问上引导学生，还给他们传递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世界观——陈佳洱表示。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那年春天，教育部下调令，将朱光亚调往北京大学。不久之后，一纸调令，将陈佳洱也调到了北大。

 

“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要求建立我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先生十分支持，在中科院化学所给了我们一层楼建实验室”。那个时候，陈佳洱的工作是和新毕业的学生一起，测计数管的性能。

 

有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正好遇上朱光亚来检查他的工作，当朱先生看见荧光屏上显示的计数管失效时间的波形时，连声称赞说：“真漂亮！”陈佳洱猛然听到站在他身后的朱先生的称赞，非常兴奋。

 

几年之后，陈佳洱开始做加速器研究，朱光亚仍然没有忘记他。“见面的时候他很关心我，会问我‘加速器做得怎么样’，还会给我一些指导。”陈佳洱回忆说。

 

师生间相互的关心从来没有中断过。“后来，我做了北大的副校长和校长，这期间他经常来了解我的情况。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当主任后，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我也去请教他。”

 

当时，朱光亚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但还专门与陈佳洱作了一次长谈。朱光亚在其中特别指出了基础研究驱动力的问题。

 

“在这次长谈中，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基础研究必须要靠前沿推动，要靠国家需求推动，这个是基础研究最基本的动力。”陈佳洱说，他把这句话写在了规划中，在后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国家领导的一致肯定。“这是他给我的又一次指导”。

 

尽管在后来年事已高，但朱光亚一直在关注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作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朱先生让我和陈能宽、杜祥琬院士一起参加了我国新武器改良的研究。在‘两弹一星’成功后，朱先生对科学发展、对国防科技的发展仍然十分重视。我国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他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在陈佳洱心中，朱光亚永远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教育我，指导我。他的人品非常好，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平易近人，永远对人和蔼可亲，他对科学的贡献，他的为人师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