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2011年04月29日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王飞 李大庆
本报记者 王飞 李大庆
“罗老病重期间还牵挂着《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的编写情况，现在这部分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了，真是莫大的遗憾。”对于罗沛霖去世，数字通信专家、篮球比分：吴佑寿难掩悲伤。
“罗老走了，再也收不到他亲自制作的新年贺卡了，也读不到贺卡上他的诗词新作了。”著名力学家、两院院士郑哲敏不无感慨地说道。
今天上午，两院资深院士、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1天前，罗沛霖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8年的人生旅途。
1938年秘密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参与创建八路军通讯工业；1948年被组织派往美国留学，只用两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篮球比分：……因为这些人生经历，罗沛霖被称作“三士科学家”——战士、博士、院士。
短暂而不平凡的留学经历
罗沛霖被誉为“红色科学家”。早在1938年3月，他就秘密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创建了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同时还担任延安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教师，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罗沛霖应组织要求，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48年9月，在好友钱学森的推荐下，怀揣着党的地下组织筹集的500美元和一套西服，罗沛霖正式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对于一个35岁的人来说，重入大学之门捧起书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在罗沛霖内心，“党派我来留学，要对得起党”的信念让他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的决心。
当年曾和罗沛霖住在一个宿舍的郑哲敏对此印象深刻。“罗老自认为精力不如我这样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因此他学习更加刻苦，每周学习、工作70多个小时，有时天蒙蒙亮才睡。由于他注重学习方法，分析能力强，因此学习成绩也很好。”
凭借着这种勤奋精神，罗沛霖只用23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在努力完成学业之外，罗沛霖还从事着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据我所知，罗沛霖一直与当时的留美科技人员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这个协会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建设新中国。
他是这个协会加州理工学院支会的负责人。”郑哲敏回忆说，“那个时候，每周六罗沛霖都会带着《大公报》《华侨日报》等报纸去钱学森家，和他交流新中国建设情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钱学森，钱学森与罗沛霖商量后决定两人同时回国，罗沛霖还为此提前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郑哲敏回忆说，由于形势紧迫，当时罗沛霖回国颇费了一番周折。“罗老从洛杉矶坐飞机到夏威夷，然后再乘船途经日本、菲律宾返回中国。”而就在罗沛霖刚刚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到学校寻找他的下落。与此同时，钱学森则遭美政府迫害并被扣押，在5年后才得以回国。
实际上，正是在罗沛霖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1950年，庄逢甘、郑哲敏、鲍文奎等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员集中回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
参与新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
1950年罗沛霖回到北京。1951—1953年，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发展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1956年一个重大任务落在了罗沛霖的肩上。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
“十二年科技规划”除制定57项重大研究任务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6项紧急措施，亦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钱学森担任该规划综合组组长，罗沛霖任电子学组副组长。
1958年，吴佑寿曾在中科院电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这是他第一次在罗沛霖领导下参与研究工作。
“由于这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电子领域启动的第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当时我们都没有经验。”吴佑寿回忆说，“幸好罗老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对大家很有启发。”
倡议成立中国工程院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的报告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案头。
江泽民看完后，马上批示“家宝同志，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请酌。”随后，温家宝、宋健、罗干分别作出批示，并由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牵头准备。
1994年6月，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界终于迎来了一件盼望已久的盛事：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我国工程科技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
而罗沛霖正是这篇报告的执笔人，同时他也是这份建议最早的倡议人之一。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罗沛霖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设置工程院？对此，吴佑寿印象深刻，他回忆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和他在同一小组。他在小组会上深入分析美、欧各国发展的经验，指出原来比较落后的美、日两国之所以能够赶上西欧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重视基础科学的同时，也抓紧应用科学与技术的研究。随后罗老在各种会议和刊物上反复发表这一重要观点。”
进入90年代，罗沛霖开始起草《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他征求了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几位老科学家的意见，由他们6人共同在建议上署名，呈给中央领导同志。党中央、国务院经过研究，最终批准了这一建议。
师昌绪院士回忆说：“罗老不仅亲自执笔完成这份建议，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中国工程院与中科院的合作问题、篮球比分：评选的资格与标准问题等。可以说，他为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我最敬佩罗老孜孜不倦、从不服老的学习精神。”吴佑寿感叹道，“罗老退休后开始自学计算机知识，还学会了用计算机制作贺年卡，每年我都能收到他亲手制作的新年贺卡。”
实际上，退休后的罗沛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除了致力于软科学研究之外，还参与了大量科普丛书出版工作，热衷于电子科技人才培养。
“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师昌绪表示，“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身上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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