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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学研究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在近日举行的“复旦管理科学国际论坛”上，郭重庆院士建议：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作些实证研究。
　　管理学根植于民族文化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郭重庆院士认为，中国管理学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但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赞同。郭重庆举例说，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但若两个互换个位置，可能都不成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的世界制造业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等员工，低成本，零缺陷。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一样。
　　中国管理学骨架已搭起
　　据介绍，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发展的前20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是辉煌的20年，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的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后20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回归到中西“体”、“用”之争，再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至于如何“接着讲”，这一路径可以有：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郭重庆院士建议，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作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