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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计红梅 报道］位于非洲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南边的克瓦勒钛矿区可谓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金矿”。据估计，这个矿区拥有30.2亿吨的钛矿储量，占到世界已知钛资源的14%。开采这一钛矿，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取1.55亿美元的收益,还代表着1000个就业机会。

 

然而，就在不久前，从负责这一矿区开采项目的加拿大提澳岷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澳岷肯尼亚有限公司传来消息，由于肯尼亚本国缺少合格的采矿工程师，该公司不得不从其他国家招聘相应的人员。这使得提澳岷公司此前制订的要在当地招聘技术工人的计划不得不搁浅。

 

“工程师短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这是记者日前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论坛上获得的信息。发生在肯尼亚的这一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

 

 

6月中旬的深圳，椰林树影，渚清沙白。由中国工程院和香港理工大学主办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论坛”在这里举行。两天的时间里，包括中国工程院十多位院士在内的60多位专家学者，无暇欣赏南国的旖旎风光，一直沉浸在围绕工程教育而展开的各种讨论之中，言辞之间透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

 

“工程师短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首先敲响了警钟。据了解，2006年1月，美国一家公司就职业问题访问了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0名雇主，结果发现人才短缺是现今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全球近40%的雇主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才填补空缺。在“人才难求”的前十大职业中，业务代表排第一，工程师排第二，技术人员排在第三位。

 

潘云鹤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在德国，工程师被称为“未来的职业”。但据德国工程师协会统计，目前德国急缺1.5万名工程师。德国高校联合会的数据还显示，工程技术专业的毕业生连年下降，2005年减少8.7%。除德国外，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波兰等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工程师短缺的问题。工程师短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

 

就我国而言，到2005年，我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工程科技人力资源约占1／3，达1000多万人。2005年，全国工学专科以上的毕业生为130.52万人，其中本科以上为65.04万人，专科为65.4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与工科有关的专业毕业生为158.77万人。虽然有庞大的教育规模，但是由于工程教育培养层次和结构体系等方面的问题，我国严重缺乏技师人才。2004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我国40个主要工业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企业中技师与高级技师占全部工人的比重为4%,而实际需求高达14%。

 

 

在全球普遍存在工程师短缺现象的同时，更令人担心的是，相当多的国家的大学中工科学生所占比例在持续下降。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朱高峰院士指出，国际上后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使许多国家普遍出现社会上工程技术人员地位下降，学生不愿学工的情况。以韩国为例，据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陈正豪教授介绍，韩国是工业化很发达的国家，但是近年来韩国主修工程的学生人数和质素却一直在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优秀的学生大多选择法律、医学等专业，这和工程师的薪酬不如律师和医生高有关，也和许多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降低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香港以及内地。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开始投身于服务行业。1993年的美国，投身服务业的人数超过投身工业界的人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4的毕业生在从事制造业，普林斯顿最热门的工程专业就是金融工程。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期，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接近一半。虽然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朱高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人才结构还将长时期呈现宝塔型，我国还需要大量实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现在，我国的人才市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了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一大批没有受到应有的工程技术训练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企业又难以找到大量急需的实用人才。

 

但是，发展中国工程教育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代表中国的工程教育？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黄俊达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在香港，工程师学会在工程教育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香港工程师学会目前是香港最大的工程师组织，也是前港英政府法定审定工程师资格的团体。工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必须通过香港工程师学会的考试，方能成为工程师。该学会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工程师的培训与准入设立严格的标准，并使其会员能够了解最新的工程领域进展。

 

然而，在中国内地，朱高峰认为，“还没有谁能够真正代表工程教育”。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综合性大学。和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有很多工科大学，其综合性大学里面也都有工学院。这些都能够代表美国的工科教育。与之相比，中国的大学却没有工学院。工程教育被划分到很多的学院，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而且，在中国内地，也没有类似香港工程师学会这样的组织。因此，内地的工科教育发展究竟如何，也很难进行相应的统计。

 

 

如果说，中国的工程界就何谓工程以及工程与科学、技术等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一个统一论断的话，也许很多人会感到惊奇，但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工程活动是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从工程“内部”看，工程活动包括了设计、研发、管理等诸多环节；从“外部”看，工程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又存在着相互纠结的关系。正因如此，潘云鹤认为，“培养造就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教育科研、工业企业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相互配合。”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政策对工程教育的定位不明确，培养工程师的目标不清晰。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就是评价体系错位，重论文、轻实效。过于重视论文，以论文的好坏来评判所有大学的成绩，已经对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工程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大学排行榜中，不同类型的大学要接受统一化的评估，这同样难以鼓励各大学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

 

目前，我国工程教育存在培养层次、结构和人才类型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问题，导致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不能均衡发展，工程知识和动手能力差，缺乏敬业精神，毕业后不能较快适应工作。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潘云鹤认为，必须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进行改革。

 

“西藏铁路是怎样建成的？巴拿马运河是怎样建成的？现在我们许多学工科的学生并不完全了解这些工程。” 潘云鹤认为，诸如此类的全工程案例一定要在工程教育中加以强化，以让学生掌握工程活动的整个过程，避免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企业一方面在苦恼招聘不到合格的工程人才，另一方面又不愿接收实习大学生。潘云鹤认为，为了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发现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必须改变这样的现状，加强产学结合。对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重点大学建立一批培养创新能力的实验室和交叉型实验室，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同时，国家相关部门要明确企业承担继续培训工程技术人员、接纳学生实习锻炼的责任。为了鼓励企业的积极性，国家可以通过减免税等形式挑选信誉高、责任感强、有竞争力的企业，建立一批工程教育基地，为学生提供优良的生产实践场所。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已故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要想培养出优秀的工程人才，培训和改造师资队伍自然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据记者了解，现在我国从事工程教育的大部分老师是本科毕业后读研，取得相应学位后通过留校走上教育岗位的，非常缺乏生产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潘云鹤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和支持大学工科教师到企业兼职，建立鼓励教师到企业兼职的制度和办法，规定工科教师必须有工程实践锻炼和培训的经历。大学也应该吸引企业优秀的工程科技人员到大学任教，并通过制度保障的方式建立企业鼓励优秀人才到大学任教和接纳大学教师兼职的机制。

 

 

近年来，中国政府每年在公益性工程领域的投资都十分巨大。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200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三，紧随美国、日本之后。从1995年到2005年，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加2875.8亿元人民币，2005年达到3.45万亿元人民币。铁路营业里程近10年平均年增长0.157万公里，截至2005年达到7.54万公里……一系列的数字都意味着，中国有肥沃的培养工程人才的土壤。

 

“古今中外的发展经验表明，没有需求和工程实践提供的工作岗位，是不可能产生有作为的工程科技人才的。这也是工程科技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潘云鹤说。但是，横亘在眼前的最大障碍是，工程与教育的宏大规模与水平不足的对比十分明显。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巨大。

 

据记者了解，从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占GDP比重来分析，我国的研发投入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例如，2005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经费支出总额分别为3125亿美元（2.16%）、1459亿美元（3.13%）和684亿美元（2.51%），而我国是2450亿美元（1.34%）。

 

此外，政府的研究经费主要投向了高新技术，而不是应用技术研究。以2005年为例，政府投入的645.4亿元的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中，研究与开发机构占66%，高校占20.6%。而且，这些投入主要都集中在了前沿技术和高技术领域，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大量需要的应用技术研究的开展不多，形成明显的“跛脚”现象。这就导致传统产业的新技术应用严重不足。据记者了解，在传统桥梁建设中，到2005年中国各类桥梁总数约为43.5万座，每年建桥数量世界第一，大都为近十几年建成。但是，用的造桥方法和模型却是国外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使用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加大政府对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教育经费的投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朱高峰认为，解决中国工程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政府应该明确中国人才结构的具体需求，并将人才政策具体化。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学生的生源好，规模大，而且就业市场广阔。“如果能够唤醒工科人才的创新潜力，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工程科技人才，特别是工程师队伍，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潘云鹤说。

 

(本文图片由王元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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