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来源：祖国网新闻 2019-02-26
文/钱绍钧（作者为原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篮球比分：）
光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他一生立功立德，为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核武器发展建立了卓著功勋，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
早在青年时期，光亚先生就立志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新中国刚成立，他立即决定回国，并与52名留美学者学生发表公开信，呼吁海外学子响应祖国召唤，“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回国后，他先后在教育、科研等多个岗位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作工作的动力，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避艰险，勇于担当，创造性地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1955年，为适应核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胡济民、虞福春和他一起受命在北京大学筹建我国第一个实验原子核物理专业。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了几个月就建成了招收第一批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他还在没有教材的条件下为学生讲授了《核能谱学》。
1959年，35岁的他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核武器研发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许多老专家一起，组织科研人员深入开展理论和实验研究，明确了原子弹的主要关键技术。在中央正确领导和有关单位大力协同下，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自力更生，顽强拼搏，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只用5年时间就取得原子弹技术突破。随后，又用2年8个月实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开始参与领导国防科技工作。他十分注意将战略层次的思考谋划和科学家的严谨、缜密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他特有的工作风格。
1986年，他成为我国《863计划》负责人之一，并具体指导其中两个领域的计划实施。他准确把握计划的定位，认真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对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技术，给予重点支持。经过20年努力，他指导的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后来多项“杀手锏”武器和航天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际核军备控制形势的发展，他主动请缨，在国防科工委组织起军备控制研究队伍。他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国防科工委的实际情况，确定了 “从技术切入，结合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诸因素”进行研究的方针，与外交部门的研究互为补充，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军备控制斗争。
光亚先生一生谦虚谨慎，十分低调。尽管他对我国科技事业贡献良多，但是他常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为国家参与研发了核武器。他待人宽厚、坦诚，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他担任首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十分重视院士思想作风建设。为此，他组织制定了院士道德规范，并以身作则倡导良好风尚。
当前，我们缅怀光亚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那种爱国奉献、不懈奋斗的精神，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精神；就是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接好前辈的接力棒，跑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成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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